在这篇网络文章之后,有个跟帖也很有意思。跟帖的作者回忆说:
1992年毕业前,酒泉来人,希望我们这些学控制的人去那里工作,并且明确说是为了宇宙飞船工作。可我们当时想的都是出国、考研,对此漠不关心。在动员大会上,许多人插科打诨,胡言乱语,嘲弄带队的军官。学校也没起正面作用,只是应付了事。十年了,我们这些人出了国,成了所谓洋博士、土博士,可老实说,所学所用大都在为外国人牟利,而且我们的所谓“成果”在他们面前是如此的浅薄、渺小、微末。是那些当年被我们嘲弄和不理解的同学们真正在为祖国奉献着,我真不知道将来见面时如何面对他们。我们是逃兵。
为中国宇宙飞船事业献身的这群年轻人“成功”吗?也许成功,也许不成功。也许有些将来成功,有些连将来也不算成功。
我想起了我国“两弹一星”的元勋之一任新民院士。他生于1915年,是安徽人。他在美国读了机械工程学博士,然后去一所美国大学当讲师。如果没有新中国的建立,他也许就这样生活下去了,过一种平静的美国生活。
1949年,像那个时期的许多留美学生一样,34岁的任新民先生也赶回来建设新中国,为祖国出力。他很快就成为我国远程导弹的材料专家,负责设计制造了“长征一号”,就是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卫星的那枚火箭。在他70岁以前,没什么人知道他的所谓“成功”。
1985年,任先生70岁了,因为得到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,他的贡献才为人所知。1995年,80岁的他得到了“全国先进工作者”称号。在他85岁时,国家向他颁发了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和“航天奖”。然而,他说,“航天事业是集体的事业,个人的作用很小,很小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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