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十多年后,谈及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,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、著名民国史专家汪朝光认为他能把握大势,积极进取,“他在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期间的外交交涉中,一方面,有理有利有节,尽量争取列强内部不同国家的不同力量的支持;另一方面,适当向外透露交涉进展以及中国的态度,争取舆论的支持,将中国在秘密外交中的不利,转变为公开外交中的有利,从而成功地为中国赢得了有利的形象,最后勇敢地对列强说‘不’,这不仅没有造成特别不利的结果,反而为中国争取了时机,缓和了局面,并通过以后持续不断的努力,最后收回了中国的权利。可谓是近代以来,中国在弱势和不利地位下,通过外交努力挽回局面的经典一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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