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摘自:《老人报》2013年10月25日第A5版,作者:李崇寒,原题:《顾维钧亲历的巴黎和会:弱国有外交》
《顾维钧回忆录》8月再版发行。作为“近代中国第一位职业外交官”,顾维钧晚年时,有人曾问过他,搞了一辈子外交,最得意之举是什么?他毫不迟疑地答道:巴黎和会。回忆录中披露了顾维钧如何使中国这个当时的弱国也有外交。
中国排位起风波
1918年12月4日,年仅31岁的顾维钧,在众人的期盼下,登上了开赴巴黎的航船。在那里,他将作为战胜国中国的全权代表,出席巴黎和会——商谈对德国及其盟国停战的和平条件。在回忆录里,他这样描述了自己对此行的期望:“即将召开的和会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,中国可以借此谋求某种程度的公平待遇,并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到的惨痛后果加以改正。”这其中,主要包括收回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占有的权益。
然而巴黎和会尚未开始,中国代表团就接到通知,原定给予中国的五个席位被减至两席。在中国代表团的再三努力下,和会减至的两个席位可派代表轮流参加。中国代表团内部顿时风波骤起。
在顾维钧看来,陆徵祥是中国外交总长,又是代表团团长,理应排在第一位。而王正廷博士,是陆徵祥拉来的南方军政府代表。为显示中国一致对外,排在第二位也未尝不可。驻英公使施肇基和外交部秘书长魏宸组都是外交界的前辈,自己排在第五位是比较合适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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